英雄2002

我与艺谋初识是在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中，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上了学。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
　　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四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作幅长过一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
　　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一九八二年毕业，方知他从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
　　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一九五一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 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一九六八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八十里路买回自家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
　　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
　　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梁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不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多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内外光比。一镜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
　　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症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
　　“还行！”他说。
　　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那鞋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七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八十公里，时间是下午四时。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二十四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
　　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
　　艺谋便唱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 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五时二十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四十分钟之后，车行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 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英雄》（中国/2004年）
导演：张艺谋
主演：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陈道明
出品：新画面


很少有一部华语电影，能够像张艺谋的《英雄》这样，在它的筹备制作期间，就吸引了如此广泛密切的关注。然而，这样的作品是否就必定意味着精彩、美妙等一切罕见的品质呢？答案显然是未必的。在《英雄》公映前夕，一本自命为“中国第一”的电影期刊刊登了有关《英雄》的十余页的专题特写，充满着以古龙、琼瑶加汪国真的文字风格混杂在一起的纷乱眩目的空话，词藻华丽但意义空洞。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浮华和其书写对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
在《英雄》之前，中国古典武侠题材电影在全球的最佳表现，由李安的《卧虎藏龙》创下。张艺谋的紧随其后，很难说没有一点凑热闹的意图。《英雄》问世之后，曾有说法预测它将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比《卧虎藏龙》更大的轰动，并同样积极参加了美国金球、金像两奖的竞逐。但是，这种论调过于乐观了，抑或本来就意在炒作。《卧虎藏龙》在北美的空前成绩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最主要的归功于导演李安多年来积累的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功力。美国人能够看懂的是刁蛮的玉蛟龙任性的反抗心态（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权和青年运动背景）、李慕白和俞秀莲的内心感情“卧虎藏龙”（宗教、伦理背景和全球首屈一指的心理分析学普及程度）、以虚/盈或空/满等对立名词所折射出的东方哲学玄机（中国古老哲学和文化在外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这诸般特点融合在一起，才是《卧虎藏龙》走红的内在肇因。如果单纯依靠中国武术的动作噱头和吊钢丝飞行的奇观，实在不足以实现奖项与票房的双丰收。反观《英雄》，老美观众能理解（甚至引起“美丽”的误解也好）的因素在哪里？迄今为此，张艺谋的长处在于他曾经对几个欧洲影展投其所好的精明揣摩，他的声誉也来源于此，但他在世界电影头号重镇的北美向来业绩不佳，奖项虽有提名却始终未受青睐，票房甚至难破百万美元。本来，这些虚幻的“标准”不应用来衡量一部严肃的艺术作品，但既然《英雄》主创们一再流露出很看重的态度，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英雄》凭借武侠片的流行特征和动作演员的号召力，获得了一定的商业利益，但要想达到并超越《卧虎藏龙》的高度-------不可能。
如果《英雄》仅仅为了名利收益而拍，我们仍必须承认，张艺谋及其团队的表现是成功的。但是，张艺谋在各种接受访问的场合，也不断谈及《英雄》的思想境界。那么，这部中国大陆电影史上划时代性的“大片”《英雄》，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张艺谋是个天才，不只是在电影艺术领域，而且因他出众的投机本领。尽管他表示出对武侠片的向往已久，但从《英雄》的班底、运作等角度来看，难免较劲或赶潮流之嫌。事实上，投机就是张艺谋多年来的成功特点。他能通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来投西方视角之所好，亦能在适当时期以《秋菊打官司》博得官方话语的赞同。观察他的创作历程，他总是能敏锐把握身外的“大势”走向和需求，这使他在第五代导演，甚至在整个中国文艺界都能长久保持站在潮头的显著位置。然而，这是一位匠人的小聪明，农民的狡黠。仅仅因为他选择已经在中国影坛成为“烂馍”的刺秦题材，就足以表明他的艺术独创精神的枯竭和一种流露着骄矜的懒惰。
十多年来，刺杀秦始皇的历史事件受到了中国影视界、确切地说是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群体非同寻常的瞩目，周晓文、陈凯歌、张艺谋先后以此为题材拍摄了自己的电影，也提出了个人对历史的不同想象与解读。尽管这些影片呈现出多种面目，但我们不难看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线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中曾多次出现的霸道统治者的代表形象，这类帝王的特征是不容违逆的独断专制、挥斥方遒的战略手笔加上不管功成万骨枯的铁血意志，他们一方面创下一时无两的辉煌霸业，另一方面则留给后人无尽的毁誉争议。第五代导演之所以对秦始皇的故事高度热衷，首先在于他们几乎整个青春时代都生活在一位秦始皇式人物的阴影笼罩之下，这位霸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成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这样的联系并非捕风捉影，事实上，张艺谋《英雄》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在很久或不久以前”，言下之意相当明显。
刺杀秦始皇的题材，其核心有两个：一是如何塑造秦始皇的形象；二是如何评判刺秦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历史观中，这两个问题早有主流的解答。后世说秦，往往是“暴秦”，拒绝接受秦的统治也是“义不帝秦”。秦之暴虐，不但是令民不聊生，二世即亡；也指其统一过程中行事凶残狠辣。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长平之战。赵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军力强盛，更连出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而秦一国之力终究和六国相比处于劣势，为此秦抓住长平之胜，一举坑杀赵卒四十万，令敌国元气不可恢复。这种大规模的杀俘事件开中国历史恶性虐杀之先河，秦之不择手段亦昭然天下。因此，秦始皇虽然建成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帝国，但永难摆脱暴君的形象。而关于刺秦，最经典的历史叙述来自太史公的《史记》，这个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相当重要的“侠”、“义”等价值观的最重要阐释之一。
然而，在这几位当代导演的作品中，他们对秦始皇和刺秦自有他们的观点。
以秦始皇为例，第五代（不能忽视年龄上稍小、但和第五代合作频繁的、把领袖画像挂在办公室、曾扮演过秦始皇的姜文）的作品中对领袖人物的描摹尤为值得认真分析，遗憾的是，迄今尚未看到严肃的整体性探讨。第五代在这一点上，由成长历程中造成的集体的心理阴影，于他们的影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意识流露。
第五代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造神运动从兴起到极盛又到破灭的全部过程。他们对领袖的魅力有印象深刻的切身感受，对领袖的威力有任其摆布的由衷敬畏，对领袖的权力有既恨且羡的复杂情感。此一领袖人物的言行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身的人格与思维构造。这位领袖人物有霸气，有匪气，有狂气，甚至有他自称的“猴气”，同时也有某种阴柔气。最复杂的是，他变化多端，喜怒无定，翻云覆雨，心意难测。第五代对领袖，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因青少年受到的磨难，令他们在口头上有不满、有反思、有批判，但在骨子里，领袖的气势、声名和操纵无数人命运的力量，又令他们充满艳羡，当他们有了权力，哪怕是导演的权力，也会展示出与领袖相近的气质。有时，他们会抓住其“匪气”和“猴气”，加以挖苦贬低，最典型的是陈凯歌的《荆牁刺秦王》中丑角般的赢政；有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对“霸气”、“狂气”的推崇、赞赏以及效仿的冲动。迄今为止，第五代的作品没法直接涉及那位领袖的题材，因此频频以化身秦王的方式来绕着弯子说话，乃至在其它权力人物的塑造时，也不自觉地“代入”。在《荆牁刺秦王》中，燕太子丹挥刀将一名部下砍翻，仅仅因其说了句劝阻的话。这种对下属性命的漠视，随意生杀与夺，也折射出领袖风格对第五代造成的人性认识误区。
第五代对领袖的暧昧心态，进一步渗透于他们嬗改后的刺秦故事。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是，在周晓文与陈凯歌的电影中，荆轲或高渐离的行刺已经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竟然没有发生！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
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称之为武侠片，是对真正的中国传统侠精神的轻辱。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这并不奇怪，但武的设计，只要有专业人士便不难解决；侠的概念，却不能不加以解析。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侠以武犯禁”，执政者对于这种不驯从的反抗者，除了以武力镇压之外，另一个可能就是用“义”的说辞来进行招安，使其成为帮手或工具。因此，在一些武侠题材文艺作品里，侠站在了他本应颠覆抗击的一方，并为之维护效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三侠五义》。这种官方立场对武侠文化的干涉和改造，当代并不少见。（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政治背景特殊的香港，才能较多地看到具备“侠”的原初反抗力量的故事。）比如已故武侠片大师胡金铨，他的《大醉侠》等作品直接以官差为侠，剿匪平叛，除恶济善。在《龙门客栈》等影片中，他也强调忠臣虽然一时落难，最终必胜奸臣，这显然是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的变相体现。而在张艺谋这里，刺秦成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样和当代中国大陆语境暗中符合：为了一个“正确的”堂皇的宏大理念，个人小我应该与威权媾和，甚至做出让步与牺牲。
《英雄》中的宏大理念，就是张艺谋让梁朝伟在临死前写下的“天下”两字。这两个字，令李连杰主动放弃了刺杀计划，而刺秦故事原有的核心也遭到完全地摘除和偷换。千古之下，刺秦最感染人的悲壮感，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艺谋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英雄》的刺秦里有这样的场景：代表赵国的复仇刺客要杀秦王时，秦王讲出了“等寡人用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有寡人能让江山永固，天下太平”的胡言乱语，而刺客们竟对此逐渐信服，背弃了自己的理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灿烂年代，而秦平灭六国，让更多的老百姓失去了好日子，这才骤然败亡。张艺谋的常识水准不至于差到这般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历史观有重大的偏差。作为早年思想定型于一个特殊年代的张艺谋们，对宏大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喜好认同。在《英雄》里，这个宏大概念就是秦王的终极追求：“天下”。按照张艺谋的说法，秦的统一以后，就“没有了六国和秦，没有了六国和秦的仇恨”，这种话语和过去年代里的某种口号何其相似。面对秦发起兼并战争的血腥，他还让秦王反问：“这一切难道都是寡人的错么？”那么，到底是谁的错？以张艺谋的理论，或可说所有的仇杀征战都是“历史”的错。加缪早就发现了这种说法的吊诡------“个人无罪而历史有罪”，所以个人可以不计较手段、不负担责任、不需要反省，而这也正是在张艺谋前后的文革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症结：他们将自己完全打扮为受害者，将应有的愧疚忏悔统统推给了一个宏大而虚无的替罪羊------“历史”。（注①）
张艺谋的宏大癖好不仅体现于其历史观，也支配了其美学观。《英雄》、以及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为制造华美、瑰丽、浩大的影响而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和财力。他的色彩和景象运用，决不只是偏爱乡土式的大红大绿与喧嚣热闹，而是一以贯之地为他的“宏大即美”观念服务，具有强烈的暴力灌输性，令人想起里芬斯塔尔展现纳粹美学的影片。说来也不稀奇，张艺谋的美学观形成所处的时代，本来就和纳粹时期存在多重相似。
《英雄》这部影片，对张艺谋来说的一个特殊意义，应是前所未有地剖白了他的精神世界中属于那个非理性时期的厚重积淀。放大地说，一个个新版的刺秦故事，也揭示了其他创作者类似的境况。而这种畸形现象在今天依旧大行其道并把持主流话语的最根本原因，或许是那个时期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应有的深入清算与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讲，或可严厉地说：三十年了，一切还没有结束。


注①在此或有必要提及一部香港“娱乐”电影，即成龙巅峰期的《A计划续集》。当革命党人劝说香港警察马如龙加入他们反对清廷的阵营时，马如龙的答复是回绝，因为“我不敢保证让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换来的是什么”。这种境界与张艺谋的“天下观”相比，何止云泥之别。

本来是大家刺秦，结果梁朝伟挨刺最多，前后共挨了五刀，而且都是老相好张曼玉刺的，挨刺后还都要闷哼一声，然后缓缓抬头，用力秀他哀怨无辜的眼神。不管故事怎么讲，梁朝伟都躲不开那一刀，真是造物弄人。
总觉得梁朝伟的残剑很有喜剧效果，不禁想起《东成西就》里那个不管怎么偷袭洪七公最后都引火烧身的香肠嘴欧阳锋。

你是谁，你看到的是什么？

影片是一样的，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不是影片不同，是人不同。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三个人，以各自的立场讲述同一个故事。

你能否感受到自己头脑中的那个故事。那个画面。

无名为了接近秦王，杜撰了一个故事。

以为可以瞒得了秦王。

而英明的秦王却以他自己的经验，得出另外一个故事

从而使到无名大吃一惊

也因此对秦王刮目相看。

也是在那个时候，改变了主意，他可以为了天下，而放下自己的一己之私。

真相是第三个故事。

可以看出残剑悟性更高。他早就有机会杀秦王，就可以功成名就，也有妻有室，一切是那么好，但是那一剑没有下去，得到的是心爱的人不理解。互相的攻击。

想想，如果那一剑下去。英明的秦王没有了。

战国七雄仍然每年发动无畏的战争。死伤的仍是百姓。

纵观历史，战国里的各个王，除了秦王，都不是什么雄才伟略的王。想到的是私人的恩怨，而不是成就千秋大业。想到的是如何保住王位，而割地求劳，而不是历精图治。想到的是留住财富女人，而不是开拓疆土，富国强民。

伟大的韩非，他在韩国无法建立功业，却是秦王的眼中财宝。可以为了一个人而发动一场战争。

有法制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

有法制的国家，秦王权力不是最大，所以，他想保住他的知己也是不能。令行禁止。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细细品味每一个人，每一个选择的背后，动机都是英雄的做为。

无名选择牺牲，残剑选择放弃，秦王选择杀，赵国老人选择坚持。。。。。。

还有其他的

如果秦王无能，他会相信无名所说的是真的。

一阵杀气，就可以感知无名的故事是编的。他相信他自己的判断。

无名以为秦王只是要一统天下

秦王说，他要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无名被震住了。


秦王问无名如何杀秦王，无名回答，夺剑

秦王把自己的剑甩了出去

背对无名

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对方

这是胆识，魄力。

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没有选择叫侍卫。他选择面对。

气势逼人

这属于男人的品性。

无名，残剑，秦王，都展示了英雄所应当有的一切品质。

胆识，大略，格局，功力，进取，原则，坚持，牺牲，面对，智慧，勇气。。。。。。

这是一部属于英雄的大片。